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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湘1.7万字阐述如何培养下一个“大疆”

来源:虎嗅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9-26
摘要:李泽湘教授针对我国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科技转化机制等方面的不足,通过深入分析工程教育的几次重要改革的经验及当前新工科教育改革的若干著名案例,总结提出了新工科教育实践的定位、措施与评估标准

原标题:李泽湘1.7万字阐述如何培养下一个“大疆”

李泽湘1.7万字阐述如何培养下一个“大疆”

虎嗅注:本文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创始人兼董事长李泽湘教授。对于很多人来说,其更为知名的是他是大疆创始人汪滔的老师。今年7月2日,师徒二人一起荣获了2019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大奖(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Award)。

但本文的核心是,李泽湘教授针对我国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科技转化机制等方面的不足,通过深入分析工程教育的几次重要改革的经验及当前新工科教育改革的若干著名案例,总结提出了新工科教育实践的定位、措施与评估标准,并结合粤港机器人学院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一套新工科教育背景下机器人学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初步建设方案。

全文共1.7万字,几乎可以当作一个学术论文来研读了,由李泽湘教授授权虎嗅独家首发。以下是全文。

一、新工科教育与创新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 GDP 从 1978 年的 3000 亿人民币、人均 60 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82 万亿人民币、人均 8650 美元。从 2010 年 起,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大制造大国,2017 年中国制造业占 GDP 比例达到 30%(美国 15%,英国 5%)。中国生产了世界 75% 的智能手机,80% 的电脑,30% 的汽车,50%的钢铁和 40%的船舶产品。中国的高铁和高速公路运营哩数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也傲视全球、枝独秀。中国用 40 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发展历程[1]。

李泽湘1.7万字阐述如何培养下一个“大疆”图1 中国经济过去40年发展轨迹及主要产品占比

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归功于中央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制定并推动实施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特点不遗余力的发展地方经济尤其是乡镇经济的重要举措、中国充足和连续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源,以及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乡镇和民营企业家的勤奋及对新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技能的快速学习能力等因素。

随着二战后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美、日、德、亚洲四小龙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玩具、家电、计算机、汽车和移动通讯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被陆续转移到中国。中国也抓住这历史机遇,经过近四十年努力,在独资和合资模式之外,迅速布局和崛起了大批民营、国营和混合制模式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者大都具有在外资/合资企业工作的经历并熟悉生产或产品研发过程,或代理过外资产品并熟悉市场和产品渠道。通过不断摸索和快速试错的学习方法,他们逐步在市场竞争中站立起来,其中相当部分也取得了不错的规模效应。随着需求的不断扩大和产品制造工艺的不断演变,些本土的零部件和装备公司也迅速发展起来,局部或部分替代进口,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这段时期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创新从根本上讲还是跟随型和模仿学习型的。大都从低端或中低端的产品替代起步,以价格、规模和本地化服务为核心竞争力。随着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中西方产业格局的不断被改变(很多改变又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技术封锁越来越明显,些国外科技公司也通过把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去来达到切断中国技术源泉箭双雕的目的。

跟随模仿式的创新能否让我们产业突破最后公里,同时又能守住已有阵地?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否让我们取得系列的技术突破从而使我们的企业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产品和产业领域?

美国硅谷过去 60 年的产业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一个包括大学(Stanford,Berkeley,San Jose State 等),风投资本和创业文化的不断完善和迭代进步的创新生态体系使得硅谷能抓住新的技术突破,占领一个又一个产业制高点(从电子仪器到芯片、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硅谷的大学尤其是 Stanford 和 Berkeley 与时俱进,为硅谷的科创产业源源不断地提供核心技术、工程师和创业者。由这两所大学师生创办的科技公司有如群星闪烁,在世界科技产业史上留下段段佳话。

Stanford 大学师生创办的著名公司有 HP, SUN、Cisco、Yahoo、Google 等两万五千多家,而 Berkeley 毕业生几乎主导了全球所有著名的半导体公司,包括 Intel、Cadence、Qualcomm、Synposis、Marvell、台积电、中芯国际等。

而以七所大学为核心的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在自然资源匮乏,缺少本土市场且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以色列拥有美国本土之外纳斯达克最大的上市群体,超过欧盟总和。包括 Intel 和 Google 在内的世界科技巨头纷纷把最重要的研发中心设立在以色列,其根本的考虑是以色列大学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工程师资源。

相比美国硅谷和以色列这些知名的科技创新体系,我们的短板体现在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转化机制等方面。最近几年,在国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政策推动下,创业的条件如孵化平台、风投资本等有了很大的进步,从社会和企业走出的所谓“草根派”创业群体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有极大提升。但是,在产业进入深水区或无人区的今天,我们更迫切的需要以技术尤其是原创技术为主的“学院派”创业者。除了早期的北大王选和科大讯飞等少数案例,“学院派”创业在中国几乎消声灭迹,远滞后于“草根派”创业。这根本的原因就是“钱学森之问”[2]提到的创新人才培养问题。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不只是工程教育改革的关键也是创新机制建设的核心,新工科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造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到创业孵化平台建设再到新经济培育这么一个相辅相成的全生态系统。

二、工程教育的几次重要改革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的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是高校建设的核心内容。高校设置一个学科需要考虑三个核心问题:

1)学科定位:学科培养的毕业生在之后的 40 年如何去影响和改变社会?

2)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才能去实现学科定位?

3)怎样建设一个(课内和课外)科学的培养体系使得学生能具备期待的素质和能力?用什么样的反馈信息或核心指标去评估、持续改进和优化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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